纪录片《世界历史》解说词文本61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第61集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十五至二十世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强大伊斯兰教帝国。它兴起于小亚细亚，靠着其草原圣战勇士的传统，在拜占廷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发展起来。

(资料图片)

十四至十五世纪间，土耳其人进入巴尔干半岛。1453年，攻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著名古城——君士坦丁堡，并大举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与巴尔干半岛及中欧联系在一起。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世界的迅速崛起，伴随着巴尔干、近东、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地区的牺牲品。

土耳其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中亚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土耳其这一名称，就是由突厥二字的字音转变而来。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突厥人游牧部落的一支，属西突厥乌古兹族，其祖先西突厥人曾与中华帝国的汉唐王朝有过激烈的边境冲突。

七世纪以后，西突厥人辗转西迁至咸海和锡尔河之北、里海和伏尔加河以东、额尔齐斯河之西南的广漠草原上。在进入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商人和苏菲派苦行僧人的影响下，接受了正统派伊斯兰教。

十一世纪早期，西突厥人中的一支塞尔柱克人，越过锡尔河南下，进入巴格达，挟持了阿拔斯朝哈里发，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实际统治者。

从此，已经停止扩张的伊斯兰教帝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拜占廷帝国的近东边界也从此再无宁日。

突厥人坚定地相信伊斯兰教的圣战信条，他们自称加齐勇士，意思是忠实于主的战士。他们与生活在拜占廷边境处的土库曼人组成乌合之众，经常骚扰和平居民，迫使拜占廷皇帝积极迎敌。

1071年，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率领的抗突厥大军在两河地区凡湖附近的曼西喀特城外遭到惨败，突厥人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于1077年建立了罗姆苏丹国，定都于伊科尼姆。

从此，罗姆苏丹国成为拜占廷文明与突厥人草原传统及西亚伊斯兰文明斗争交融的重要平台，小亚细亚逐渐开始突厥化。

突厥人在近东的崛起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关注，诱发了以拯救圣地为名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

十一至十三世纪间，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小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宗教势力激烈冲突的局面，突厥人加齐势力的发展受到了控制。

1243年，罗姆苏丹国被来自东方的蒙古人所摧毁。

1261年，拜占廷尼西亚帝国的皇帝麦克尔八世率军光复了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再度成为不安分的突厥人加齐战士重新活跃的战场。在数十个加齐人小公国中，奥斯曼国家开始独领风骚。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其首府原在索胡特城。1337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兼并了小亚细亚的数个突厥人公国，迁都库鲁萨，开始自称加齐苏丹，正式发行货币，其国土也伸展到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岸，奠定了向巴尔干半岛进军的基础。

1341年，奥尔汗应拜占廷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津）之约，参与拜占廷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占领了加利波利、亚得里亚堡等地。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地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

在近东，奥斯曼人势力继续发展至安纳托利亚中心，安卡拉成为奥斯曼人囊中之物。在苏丹穆拉德一世统治期间，奥斯曼人进而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上的重镇——索菲亚和尼什。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

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很少有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构成有效的联系通道，进军便利。而且，巴尔干半岛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拜占廷、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使奥斯曼人就能够渔翁得利。再看当时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都使他们无力分身去关注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进展对于未来欧洲的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是：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穆斯林波斯和罗姆苏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

所谓的草原传统，即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加齐理想，就是以圣战为荣，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从事生产劳动的非穆斯林民众处于社会的下层。

为保障军人的财产、政治地位以及其卓越战斗力，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了蒂马尔制和奴隶近卫兵制，即所谓古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

古兰制度是奥斯曼帝国补充步兵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方式。古兰就是经过精良训练，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服役的奴隶。奥斯曼人在基督教徒集中地区，定期征集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男孩。这些被征集的男孩将集中接受伊斯兰教的割礼和严格的军事、政治、宗教教育，结业以后补充到苏丹的近卫军、宫廷侍从以及政府机构的官员中去。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奥斯曼人对外扩张和对内实行统治的重要支柱，后来，就成为反对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顽固力量。

奥斯曼人的扩张像钟摆一样，时而向东，指向以科尼亚为中心的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时而向西，从巴尔干半岛向中欧推进。

1389年，奥斯曼人以沉重的代价取得了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

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合军队，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但在尼科波利斯遭到惨败。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各族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人，在瓦尔纳城下经历了一次极其惨烈的失败。从此，西方世界的十字军梦想最后破灭。

1453年5月，奥斯曼人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廷最后一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奥斯曼人得到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一个可以给土耳其人带来荣耀的帝国都城。于是，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

1453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苏丹塞里姆一世的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著名的穆斯林都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奥斯曼苏丹从此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苏莱曼二世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之后，将匈牙利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

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奥斯曼国家的内部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苏丹王凌驾于整个军事和行政统治集团之上，其专制独裁的程度已经达到当时环境及通讯条件所容许的极限。

穆罕默德二世之前，由苏丹本人主持的帝政会议和后来由辅政大将军主持的国务会议负责管理国家要务。国务会议在苏丹托普卡皮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国务会议的官员们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苏丹政府的核心人物。

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从事法律和教育事业的乌莱玛阶级的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

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这个统治集团的顶层；非军人阶级，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构成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

这一时期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较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

这一时期帝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奥斯曼国家与欧洲各国，包括威尼斯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

在苏莱曼指令下，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

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奥斯曼人的文化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它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的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政治观念，也纳入了拜占廷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近东文化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咖啡的传入成为十六世纪奥斯曼国家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大陆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奥斯曼帝国，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帝国的繁荣和昌盛。

苏莱曼时期的建筑师锡南一生建造了300多座建筑，1557年落成的著名苏莱曼清真寺就是他的传世之作。

这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亚、欧、非三洲胜利的象征，四座尖塔和十条长廊象征着奥斯曼人征服和里程碑。十象征着苏莱曼是这个家族的第十位苏丹，四象征着苏莱曼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第四位苏丹。

它的庄严圆顶比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高16英尺左右，以此来炫耀他的帝国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堪与苏莱曼对抗的君主只有哈布斯堡王室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

苏莱曼以征服者的声威傲视着这些同代人，他给法国国王写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朕乃苏丹之苏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真主在地球上的投影，朕系管辖着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整个阿拉比亚、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真主光照吾先人之陵墓，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苏丹和君主。

在地中海上，奥斯曼人与航海强国威尼斯、热那亚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长期的争夺，维持了地中海制海权。

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帆船大战，威尼斯人取得了战胜奥斯曼人的辉煌胜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欢欣鼓舞。

但是在1573年，威尼斯人企图收复塞浦路斯的庞大舰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奥斯曼人海军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随之，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北非洲的摩洛哥。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出于同英国人抗衡的战略需要，于1580年放弃了对摩洛哥的主权。

从此，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自然分界和两大对抗文化之间的缓冲区。

十六世纪中叶，经历了十世苏丹征伐和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西欧国家也迎来了其科技文化发展的迅速进步，奥斯曼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开始结束。

1566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扩张的步伐终于被迫停止了。它在印度洋海域的扩张中，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向伊朗进军的征途中，遇到了新兴的什叶派萨菲王朝的抵制；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人的征服之师多次受阻，不得不疲惫地停留在匈牙利平原上。

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岸，使地中海真正成为一汪死水，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地中海贸易的丰厚利润。

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强国奥地利和黑海北岸新兴的俄罗斯帝国成为遏制奥斯曼人扩张的主要势力。

1606年，奥斯曼人对奥地利战争失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签订了西特瓦托罗克条约，开始由中欧撤退。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下再度败于奥地利人，随之由匈牙利、希腊和黑海沿岸撤退。

1687年第二次莫哈奇战役及1697年的山塔之役，决定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败局已经无可挽回。最后，1699年的卡洛维兹条约成为奥斯曼时代结束、新欧洲历史开始的标志。

这时，出身于柯普吕吕家族的几位著名辅政大将军想通过改革的方式纠正腐败之风，挽救帝国的颓势，但却已经无力回天了。

在黑海地区，经过四次俄土战争，俄罗斯沙皇顺利吞并了克里米亚，控制了黑海制海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权，并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会的保教权。从此，一度狂妄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真正的欧洲病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郭方：

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很复杂，从外部来看，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经济实力的发展和专制君主制的确立改变了欧洲势力的对比；从内部来看，奴隶制近卫军传统、古兰制的瓦解和苏丹血统继承制的弊端是促使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古兰制的精髓本来是从奴隶中培养忠实于苏丹的战士和官吏，避免使突厥人贵族执掌国家行政和军事大权。而后来，当贵族们采取种种非法手段挤进近卫军阶层，就改变了这个阶层的性质，使之成为危及苏丹权位的保守势力。另外，苏丹权力的血统继承原则使得历届苏丹的子孙们都以激烈的生死角逐来决定他们最后的继承者。夺取了权位的苏丹也千方百计地限制和迫害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被选定的王位继承者不再有机会去前线打仗锻炼，而是被关在内宫，与嫔妃为伍，甚至没有生育权。因此，第10代以后的苏丹不再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臣民，国家大权落入后宫女眷或权臣帕夏们的手中，苏丹则成为被操纵的傀儡，国势也越来越弱。此外，政府官员的腐败与不思进取，教育科学技术的落后，庞大帝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庞杂无序，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政治的干预及经济的控制等，都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在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帝国控制下的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西欧列强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提出“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染指奥斯曼事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人侵入非洲，控制了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人获得了对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权；德国人亦通过在近东修筑铁路而将其触角伸到安纳托利亚以东的巴格达，掌握了帝国的经济命脉。奥斯曼帝国政府负债累累，连连丧失主权，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土耳其人以强兵为立国之道，开始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战争技术、引进先进的武器，以在强敌如林的世界上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间。

苏丹塞里姆三世最先倡导军事改革，建立新型军事和外交学院，引进西方军事教官，利用外交机构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

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也开始深入人心，激发了一批先进青年锐意改革的斗志，军事院校的学生和早期外交官于是成为近代化改革的骨干。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历过多次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尝试，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908年取得了立宪制改革的胜利，为后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领导的共和制革命准备了条件。